來源：共產黨員網

                                             

重要論述

1940年7月5日

《新中華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抗戰三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宣言呼吁：帝國主義大戰已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現在是中國空前投降危險與空前抗戰困難的時期，全國應該加緊團結起來，克服這種危險與困難。宣言聲明：我們約束自己領導的抗日武裝隊伍，將其行動限制在戰區與敵人后方及陜甘寧邊區二十三縣境內，而不向其他地方作任何足以引起友軍沖突的行動，而在戰區及敵人后方則與一切抗日友軍協同作戰。宣言還重申了以往中國共產黨對國共合作抗戰作出的各項承諾。宣言同時要求：各抗日友軍對其部下亦應加以約束，勿向八路軍新四軍采取足以引起沖突的任何行動，以保證抗日戰線上的團結一致。國民政府也應實現以往的各項承諾，取消現在存在著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實行抗戰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承認一切抗日黨派的合法存在權，必須召集民主的國民大會等。宣言號召全國人民要抗戰到底，團結到底。

　　1943年7月5日

　　王稼祥寫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概念。文章指出：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中國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

　　1988年7月5日

　　鄧小平在會見巴西總統薩爾內時指出：現在要為下個世紀持續發展創造條件，那就要深化改革，加快開放。在改革和開放的過程中，物價和工資改革是件很有風險的事。深化改革會帶來通貨膨脹，對這個問題，需要整體考慮，綜合處理相互之間的關系，盡量減少波動，但改革要堅決地干下去。在談到中巴關系時指出：發展中國家有落后點，但并不是一切都落后。中國和巴西有共同之處，兩國加強合作有很好的政治基礎，應該互相補充，取長補短。

　　1993年7月5日 

　　江澤民在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會議上講話。指出：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由此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基本經驗。我們黨過去領導全國人民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現在又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最根本的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認識中國國情，創造性地解決革命和建設中的問題。這個結合的過程，始終是以調查研究為前提、為依據的。也就是說，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實現并不斷深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和統一的。堅持調查研究，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要求，是黨保持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重要渠道，也是我們黨的一個基本工作方法和領導制度。加強調查研究不僅是一個工作方法問題，而且是一個關系黨和人民的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在新的時期，我們肩負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重任，全黨同志首先是各級領導干部更要重視和加強調查研究。盡管我們現在進行調查研究的對象、內容、手段、條件都發生了新的變化，但調查研究在黨的決策工作和全部領導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絲毫沒有改變，而且更為重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任重道遠，在前進中會遇到許多復雜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不斷探索和解決。而對任何問題的探索和解決，須臾也離不開調查研究。歷史經驗說明，各種問題的解決都取決于正確的決策，而正確的決策來源于對客觀實際的周密調查研究。如果不了解實際情況，憑老經驗、想當然、拍腦袋，把自己的主觀愿望當作客觀現實，就不可能作出正確的決策。因此，越是領導職務高的同志，越要親自下功夫對重大問題進行調查研究。這是別人無法代替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更沒有決策權。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可以這樣說，堅持做好調查研究這篇文章，是我們的謀事之基、成事之道。 

　　他指出：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我們不熟悉、不了解、不懂得的東西很多。全黨同志首先是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加強學習。我們的口號應該始終是學習，學習，再學習！堅持深入調查研究，就是一種很重要的學習，是向群眾、向實踐學習。在談到繼承和發揚我們民族和黨的優良傳統時指出：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種改革的性質，就決定了在改革過程中必須抓好幾個基本環節：一是堅持我們基本的政治經濟制度，充分肯定和發揚過去的好傳統好做法；二是堅決革除現行制度中的各種弊端；三是根據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大膽進行合乎實際的新創造。所以說，繼承和發揚我們民族、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了解我們國家悠久的文明發展史和歷盡滄桑、飽經憂患的辛酸史，了解我們的先輩為國家的獨立富強而進行的可歌可泣的斗爭，了解我們民族、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對于增強民族自尊、自信、自強精神，極為重要；對于堅定愛國主義、社會主義信念，極為重要；對于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極為重要；對于堅持兩個文明建設一起抓，極為重要；對于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基本路線，也極為重要。這篇講話的一部分收入《江澤民文選》第一卷，題為《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一部分收入江澤民《論黨的建設》，題為《領導干部要切實加強學習》。 

　　2010年7月5日 

　　胡錦濤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西部大開發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總結了西部大開發的重要經驗和寶貴啟示：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全面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各族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動力和活力；必須堅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走共同富裕道路。 

　　他指出：西部大開發正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積極探索新思路新辦法，推動西部大開發再上一個新臺階。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要以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為主線，以改善民生為核心，以科技進步和人才開發為支撐，更加注重基礎設施建設，著力提升發展保障能力；更加注重生態環境保護，著力建設美好家園和國家生態安全屏障；更加注重經濟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著力推進特色優勢產業發展；更加注重社會事業發展，著力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民生改善；更加注重優化區域布局，著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更加注重體制機制創新，著力擴大對內對外開放，推動西部地區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 

　　2019年7月5日 

　　習近平在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總結會議上強調，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對黨和國家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的一次系統性、整體性重構。我們整體性推進中央和地方各級各類機構改革，重構性健全黨的領導體系、政府治理體系、武裝力量體系、群團工作體系，系統性增強黨的領導力、政府執行力、武裝力量戰斗力、群團組織活力，適應新時代要求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主體框架初步建立，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有力組織保障。要認真總結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和寶貴經驗，鞏固機構改革成果，繼續完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他強調，完成組織架構重建、實現機構職能調整，只是解決了“面”上的問題，真正要發生“化學反應”，還有大量工作要做。要以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為統領，以推進黨和國家機構職能優化協同高效為著力點，把機構職責調整優化同健全完善制度機制有機統一起來、把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同提高國家治理水平有機統一起來，繼續鞏固機構改革成果。要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決策議事協調機構重點是謀大事、議大事、抓大事，黨的工作機關要帶頭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更好發揮職能作用，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要加強黨政機構職能統籌，發揮好黨的職能部門統一歸口協調管理職能，統籌本領域重大工作。要提高機構履職盡責能力和水平，各部門要嚴格依照“三定”規定履職盡責，聚焦主責主業，突出重點關鍵，自覺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動，緊緊圍繞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履好職、盡好責。要發揮好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確保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國家制度統一、政令統一，中央和國家機關要做好對本行業本系統的指導和監督，地方在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同時，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結合地方實際創造性開展工作。要推進相關配套改革，按照加快推進政事分開、事企分開、管辦分離的原則，深化事業單位改革，著力加強綜合行政執法隊伍建設，強化基層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完善機構改革配套政策。要推進機構編制法定化，依法管理各類組織機構，繼續從嚴從緊控制機構編制。要增強干事創業敢擔當的本領，準確把握新機構新職能提出的新要求，結合正在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守人民立場，錘煉忠誠干凈擔當的政治品格，保持只爭朝夕、奮發有為的奮斗姿態和越是艱險越向前的斗爭精神，以釘釘子精神抓好工作落實。

黨史回眸

　　1938年

　　7月5日 中國共產黨參政員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在《新華日報》發表《我們對于國民參政會的意見》，指出，國民參政會在產生方法和職權規定上還不是全權的人民代表機關，但它的召開顯示著，團結全國抗戰力量和走向民主化初步開端的作用與意義。中共參政員還就動員全國軍民、普遍組織民眾、擴大民主和改革政治機構等問題提出建議。

　　1985年

　　7月5日 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國家科委、原教育部、中國科學院《關于試辦博士后流動站的報告》。中國博士后制度正式誕生。

　　1993年

　　7月5日－7日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朱镕基在會上強調，金融改革的重點是：強化中央銀行的職能，加快形成統一有效的宏觀調控機制。通過改革，建立一個在國務院領導下的獨立執行統一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體系；建立一個中央銀行監管下的國家政策銀行和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各種金融機構并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建立一個統一、開放、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場體系。

　　1994年

　　7月5日 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2011年 

　　7月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意見》。 

　　2016年 

　　7月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意見》，新一輪投融資體制改革全面展開。

歷史瞬間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合影。